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孙中山的公仆意识总统总长官吏都是“公仆” [复制链接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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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使用道具 楼主  发表于: 2007-08-21
戊戌变法前,西方民主思想逐渐传入中国,到了20世纪初年,出现了孙中山的民主思想,它是近代中国民主思想发展的第一个高峰。

人民是主人,自总统以下的各级官吏都是“公仆”

孙中山认为:国家之所以成立,建筑于“国民的合成心力”,凡共和立宪国家,“左右统治权力者,常为多数之国民”。但是,政治之事无法人人都做,只能由少数优秀突出者“代表民意”,组成政府。于是,就有了总统,有了总长,有了林林总总的各级官吏。

总统、总长、官吏是什么?孙中山一言以蔽之曰:“公仆”。1906年12月,《民报》召开创立周年庆祝大会,孙中山发表演说,明确表示:“;平等自由原是国民的权利,但官吏却是国民公仆。”

孙中山从担任临时大总统那一天开始,就把自己工作定在“公仆”地位。临时大总统誓词称:“巩固中华民国,图谋民生幸福,此国民之公意,文实遵之,以忠于国,为众服务。”“服务”,这是孙中山引进中国政治界、思想界的又一个新观念,它正确地说明了“公仆”们的各类政治行为所应该具有的根本属性。

旧时官场,通行大人、老爷一类称呼。民国建立后,因为一时没有新的代替说法,临时政府及地方机关仍然沿用此类称呼,孙中山得知后,认为这是共和政治的耻辱,于1912年3月致内务部令称:“官厅为治事之机关,职员乃人民之公仆,本非特殊之阶级,何取非分之名称,查前清官厅,视官等之高下,有大人老爷等名称,受之者增惭,施之者失体,义无取焉!”他要求此后官厅人员用职务相称,民间则以“先生”、“君”相称。

据当时人回忆,1912年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,有一扬州老人到总统府求见,传达室不予通报,老人坚持不走,孙中山得知后,立即接见,握手相迎,但老人却三跪九叩,行起君臣之礼来。孙中山连忙将老人扶起,亲切地告诉他:“总统在职一天,就是国民的公仆,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。”老人问道:“总统若是离职后呢?”孙中山回答说:“总统离职以后,就和老百姓一样。”老人告辞时,孙中山又将他送出总统府。老人高兴地说:“今天我总算见到民主了!”

此后,孙中山经常宣传“公仆”思想。1924年,他在《民权主义》演讲中更将包括国家总统、总长在内全体官吏比作车夫、巡捕、厨子、医生、木匠、裁缝。他说:“讲到国家的政治,根本上要人民有权;至于管理政府的人,便要付之于有能的专门家。把那些专门家不要看作是很尊贵的总统总长,只把他们当作是赶(开)汽车的车夫,或者是当作看门的巡捕,或者是弄饭的厨子,或者是诊病的医生,或者是做屋的木匠,或者是做衣的裁缝,无论把他们看作是哪一种工人,都是可以的。人民要有这样的态度,国家才有办法,才能够进步。”

“公仆”一词生动、贴切地阐明了人民和各级官吏之间的关系。人民是主人,而各级官吏只是仆役,是为主人服务的。这就将历来高高在上,凛然不可侵犯的“大人”、“老爷”们拉到了地下,这是中国历史的一次前所未有的大颠倒。

将政权放在人民掌握之中

“民主”,决不是只在口头上、法律上承认人民的主人翁地位,而是要在事实上让人民当家作主。孙中山说:“今日我们主张民权,是要将政权放在人民掌握之中”。又说:“中国自革命以后,成立民权政体,凡事都是应该由人民作主的,所以现在的政治又可以叫做‘民主政治’,换句话说,就是人民来做皇帝。”

人民怎样才能“做皇帝”呢?孙中山主张,人民应该拥有“四大民权”,即选举权、罢免权、创制权、复决权。所谓“选举权”、“罢免权”,指的是人民对于各级官吏,可以公举,也可以“公罢”;所谓“创制权”、“复决权”,据孙中山说:“大多数人民对于一种法律,以为很方便的,便可以创制,这便是创制权;以为很不方便的,便可以修改,修改便是复决权。”孙中山认为,只有人民掌握了这四大权力,“民主”才能到位。他说:“人民而有此四大权力也,乃能任用官吏、役使官吏、驾驭官吏、防范官吏,然后始得称为一国之主而无愧色也。”

辛亥革命前,章太炎就反对代议制,主张废除议会、议员,代之以“法官”和由法学家充任的“学官”。孙中山对代议制也不十分满意,认为这只是一种“间接民权”,人民还不能直接参与国家管理,因此不能算是纯粹的“众民政治”。他说:“既曰民权国,则宜为四万万人民共治之国家。治之以法,即在予人民以完全之政治上权力。”孙中山设想的办法是:以县为单位自治,仿照瑞士模式,实行直接民权。在县以上,则实行代议制,由各县选举国民代表一名,参与中央政事,组成国民大会。国民大会对中央政府官员有选举权和罢免权;对于中央法律,有创制权和复决权。孙中山认为,中国幅员广大,人口众多,只有使“直接民权”与“间接民权”相结合,才能比较好地解决中国的民主问题。

借鉴西方,超越西方

孙中山长期生活在西方,他深入研究过西方民主的发展历史,主张既借鉴西方,又超越西方。

中国古代,只有民主思想的某种萌芽,没有系统的现代民主思想。孙中山承认:“中国人的民权思想都是由欧美传进来的。所以我们近来实行革命,改良政治,都是仿效欧美。”他说:“我们为什么要仿效欧美呢?因为看见了欧美近一百年来的文化,雄飞突进,一日千里,种种文明都是比中国进步。”他认为,欧美既有很多学者致力于民权研究,又有一百多年的实践,积累了丰富的经验。他主张深入细致地研究“欧美的民权经验”明确表示:“那些经验和学理,根本上都是应该拿来参考的。如果不参考欧美已往的经验、学理,便要费许多冤枉工夫,或者要再蹈欧美的覆辙。”

一种制度,不可能有利无弊。西方民主制度是在欧洲中世纪专制制度中发展起来的。它是历史的巨大进步。但是,也存在种种缺陷,实行过程中,更会出现种种流弊。20世纪初年,西方民主制度的弊端已有充分暴露,因此,孙中山在设计中国民主宪政的蓝图时,不能不考虑对它如何加以改进。1924年4月,他发表演说称:我们“所主张的民权,是和欧美的民权不同。我们拿欧美已往的历史来做材料,不是要学欧美,步他们的后尘,是用我们的民权主义,把中国改造成一个‘全民政治’的国家,要驾乎欧美之上。”既承认西方民主制度的先进性,又并不认为一切都好,企图加以改进和超越,这是孙中山的伟大之处,也是他思想的深刻性所在。

孙中山研究过人类权力的发展历史,认为其途径是从神权到君权,从君权到民权,这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,中国必须顺应这一趋势,而不能反抗它;反抗必然失败。他说:“我们顺着潮流做去,将来一定成功,并且可以永远的成功。”孙中山一生屡经困顿和挫折,但是,他看准了潮流所向,百折不回,奋斗不懈。他不仅是伟大的民主主义思想家,而且是现代民主国家的伟大实践者。他的思想和实践中的许多部分都值得人们珍惜、总结、借鉴、继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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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只眼看东西总比两只眼多一个视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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